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思考,北大

温儒敏:大学不能当“职业培训所”来办

——给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一封公开信范良藻

(责编:龙腾云 | 供稿: 王清义[党委宣传部] 日期:2018年05月04日 ) 打印

进入今天这个话题,先请大家思考一下,大学到底有什么用?提这个问题似乎很“傻”,因为谁都有现成答案。比如,大学就是培养人才,就个人而言,上大学就是为了今后能找个好的工作,等等。这些回答都没有错,或者说可以理解,但起码是不完全的。大学肯定要培养各方面人才,但如果办学的目标就限定于此,这可能是短视的,工具性的。钱学森先生临终提问:为何我们的教育培养不了杰出的人才?看来的确需要反思。很可能是定位出了问题,用工具性思维来办大学,定位太功利,太实际,只想出人才,反而难于出人才。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可以说都是以政治性、工具性的思维为主导。上个世纪50年代院校调整,中国的大学普遍被改造为采用苏联模式,学校着重做两件事,一是意识形态培训,二是职业技能培训,目的是为各行业输送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和解放前相比,那一段时间中国高校数量、规模有很大的发展,也确实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但那时大学的功能被限制,成了完全按照国家的方针计划生产实用人才的机构,而不再是科学文化中心,更说不上思想库,大学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下降了。大学的文化使命被简化为政治思想的灌输,大学的学业就是培养听话的“螺丝钉”。记得当时,每年新学年开学,清华大学挂出一条大标语就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这所大学当时的定位很明确,就是培养实用的建设人才。到“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全盘控制思想文化领域,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像北大、清华等大学出现“梁效”这样的御用写作班子,大学失去了灵魂,被绑到政治斗争的战车上,“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思想极为活跃,学风相对自由,有些大学在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学特有的文化辐射功能有所恢复。这是我国大学教育很难得的一个黄金时段。最近20年,高校纷纷合并扩张,招生规模急速膨胀,部分专业学院转向综合化,科研得到重视,素质教育提上日程,但市场化的入侵,使工具性的办学思维变本加厉,只是由原先服务于政治变成服务于市场。加上在一些人眼中,大学是敏感地带,意识形态的弦一直绷紧,大学的改革落后于任何其他部门或领域,其畸形发展有日益严重的态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学办学强调政治挂帅,实用为先,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务实的甚至带有政治功利性的办学思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那时国家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办大学要纳入举国体制,人们也难于超越地看待大学的功能,所以几十年来,办大学都是很政治化、功利化的,缺乏长远的眼光。我们不必责怪历史。问题是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社会转型,国力强大,空前开放,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办学的条件好多了。在新的形势下,本来我们办学有条件也应当摆脱过去那种工具性思维,有更长远的眼光与胸襟,国家也有这种战略的需求。为什么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知名的高水平的大学?潜台词就是要按照世界的通例与成功的经验来办大学。本来这是个进步,观念发生了变化。可是我们的大学这些年来进步不大,水平不见提升,反而变得更加功利。在工具性思维指导下,所培养的人才也是视野偏狭、缺少创新能力的。中国经济这二三十年有飞速的发展,可是我们的大学所培养的在科技方面顶尖的人才,是极少的,人文社科方面那就更惨,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不是提倡文化战略吗,国家希望文化的软实力增强,可是大学的这般状态,并不适合当文化建设的推手。我们对 “钱学森之问”,还是没有交出认真的答案。所以我们应当反思几十年来的高等教育之弊,要寻找和重新确定大学的定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摆脱工具性的思维。大学当然要服务社会,要培养人才,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大学的任务。但办大学不能只是想着培训人才。大学的定位要高一点,要充分考虑大学的功能。如果定位就在服务当前社会,那大学的功能就被缩小了。办大学主要为的是什么?是给社会提供一个精神的高地、文化的源泉,在这前提下,形成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然后培养人才、从事科学研究,等等,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证明,办大学只想着意识形态灌输和技术传授,这种狭隘的思维模式既培养不了杰出的人才,也不可能和世界一流的大学竞争。大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西方很多有名的大学,也是经过多年的历练,才最后成为科学文化的中心,成为精神的高地。所有著名的大学对于社会都有文化导向作用,这种导向是因为既关注社会,又能适当超越,和社会现实生活保持一些距离,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不能和社会混同,应当有理想,有批判精神,有自由的空气,创新的氛围。大学应当比社会“纯净”一些,是社会的特区,是文化建设的实验场。大学集中了一批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超越利益集团,是制约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进步的力量。大学文化的使命是培育公民的自我意识、独立意志、公平竞争、社会责任、公共道德等理性素养,而不只是专业技术。大学的精神不是靠习俗或道德来维持,而是由学者和大学生源源不息的追求来支撑。自由的思想探索、批判的意识、学术的切磋、独到的发现、大胆的创新、个性的充分发展,都是大学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大学文化向社会辐射,能成为社会文化秩序的建设力量。成熟的大学对社会有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不应当满足于服务当前,迎合时尚,不应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在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发掘他们的潜力,这和我们通常讲的专业训练是有差别的。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说,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4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二是学怎样做事;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最后是学怎样做人。都是讲“人”,我理解是大写的“人”,而不是一般说的“人才”或者“专家”,这和我们通常对于大学功能的认识是很不同的。(注:作者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山东大学一级教授)更多阅读学者温儒敏撰文谈中国大学五种“重病”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加盟山大文学院

作者旁白

编者按:2018年5月3日,求是网发表了我校党委书记王清义教授的署名文章,题为《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思考》;5月4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加编者按推荐转发。文章站位高远,非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5月2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精神。现转发如下,供学习参考。

我是1951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大。在校四年,虽说有过“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向党交心”、“肃反”等政治运动,然为时不长,基本没有影响学习,度过了四年还算平静的校园生活。1956年,我又考研来到中国科学院。

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思考

回顾50年的科技生涯,铭刻在心、无法忘怀的,是聂荣臻、江隆基、张劲夫、胡耀邦、方毅等党政领导曾给我们知识分子的保护与关爱,以及老师叶企荪、周培源、王竹溪、褚圣麟、彭桓武、胡宁、黄昆和导师钱学森给予我的启蒙教育。“一日为师,终身父母”,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始终流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里。人应懂得感恩。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 王清义)

由于“文革”对传统的破坏,上世纪80年代的留美学生很多不懂得什么叫感恩。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自己、包括自己的父辈都是国家栽培、人民供养的,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与广大农村子弟比,我们享有的是法权事实上的不平等,我们没有理由不知恩图报。而那些30年代、50年代留学归来的人,有着天然的爱国主义情操,将自己的全部聪明智慧都倾注给了国家;而且,即使为民族作出不得已的牺牲,亦无怨无悔。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的重要判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成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最具决定性的时代背景。大学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培养人才的地方,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职能,新时代更好更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办好人民满意大学,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聚焦根本使命、体现中国特色的统一,需要科学回答并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回顾过去,应公平、公正。看待这50年,不要把极左思潮和1957至1976年的文化专制主义,与这一历史时期广大优秀共产党员奋斗牺牲、建设新中国的贡献等同起来;不要把当今部分官员的腐败和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与共产党领导的开放改革、励精图治等同起来;不要把社会主义进程的历史挫折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人类对社会主义的理想等同起来。我们应该本着向前看的心态,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一、政治方向: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应着力解决好为什么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首要问题。

回望这50年的历史变迁,深感只有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使人民脱离愚昧和无助,才能使中华民族重获希望。如果只兴办精英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杯水车薪,他们将会脱离平民、脱离社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最终难免将自己沦为工具理性的奴隶,而非价值理性的主人。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首先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因为方向涉及根本、关系全局、决定长远,发展方向同样决定高校建设成败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的正确政治方向,最根本地体现在为什么要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这三个基本方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像一个弹簧的阻尼振动那样,将最终回归平衡。我们社会的理性回归,亦应在预期之中。

新时代更好更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高校在人才培养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更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加快发展,才能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赋予的历史使命。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越要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正在成为焦点的人才培养与争夺的发展态势。

今日中国能否自主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凝聚的中国智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为世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最近媒体有如下报道:丘成桐点穴中国学术,认为“学术界种种不良风气归于'文化大革命’,它摧毁了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人们价值观念完全改变,名牌大学也变得唯利是图。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问题,学生不会做第一流的学问。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机制,已成了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最近留美学生的水平无法与改革开放头十年留美学生水平相比,信仰变了。清贫学生才知发奋图强。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做到“四个坚持不懈”。“四个坚持不懈”的行动纲领不但明确了我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必须以“四个坚持不懈”为行动纲领。一是要坚持不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把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高校的一项重要教学任务,理直气壮和坚持不懈地抓好,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二是要坚持不懈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三是要坚持不懈地促进高校和谐稳定。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四是要坚持不懈地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让高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成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和环境。

2005年7月30日,在温家宝总理去解放军总医院探望钱学森先生时,钱学森先生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二、根本使命: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应着力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关键问题。

它能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问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着高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2005年10月8日,《北京日报》报道钱学森谈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很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要牢记为谁培养人。一是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在政治思想和价值导向上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为人民办教育、为人民培养人才,依靠人民办教育、依靠人民发展教育。二是必须坚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在当代中国,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不断发展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过程,教育必须为党治国理政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和人才支撑。三是必须坚持“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造就和发展了当代中国教育,为了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也应当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毫不动摇地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四是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只有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大方向、大趋势、大战略、大方针,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是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德才兼备全发展的合格人才。

我们对钱先生的话略作归纳,在办好大学方面:一是要恢复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二是厉行教育的体制改革,纠正不良学风和学术不端行为;三是探寻培养发明创造杰出人才的模式。我想强调一点,育人以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要深明大义,学成了,要用之于民、归之于民。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教育也不能办成产业。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依然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甚至利用高科技犯罪,这样的人才“冒”出来又有何用?不是凡有知识、有学问、有本领的人都能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这一称号代表的是社会良心,其重要特征是关心人民疾苦、不说假话、不趋炎附势、敢于仗义执言。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牢记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和根本目标。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德”的核心就是有健全人格和优秀品质。“智”就是智慧,就是求真的能力,真就是真理和规律。“体”就是要有健康的体魄,“美”的核心就是和谐美好,培养学生鉴别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能力。高校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个核心任务,坚持人才培养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评价一流人才的标准。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使教育真正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引导当代大学生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把一代又一代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当代青年大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把清华、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名校,国家要下军令状,要下委任状,同时也要放权,又不失监督。50年来,究竟是教育部在办清华、北大——长官办学,还是同仁办学?1952年院系调整,全面学前苏联,破坏了各大学原有的优良传统和应有的民族自信。不客气地讲,用行政管理的办法去管大学教育,是大学办不好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漠视历史,该舍弃的不舍弃,必将被历史搁浅。说穿了,办好大学,只需四个字,那就是“宽容”和“信任”。虽说“士为知己者死”有忠君之嫌,但历史已经证明,谁也比不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经久耐用”、棒打不散。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牢记如何培养人。首先,自觉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要解决好理想信念问题。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办好我国高校,必须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的关系”。其次,遵循教书育人规律,要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教学和日常管理工作中去,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与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学生“提高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争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为的大学生”。再次,遵循学生成长规律,要落实好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坚持紧紧贴近时代变化、紧紧贴近学生个性特点、紧紧贴近学生全面发展,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关心学生的困难和困惑,帮助、鼓励学生解决困难,化解困惑、服务学生,为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开辟多种路径,提供丰富资源,既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共性需求和期待,又重视学生的个性需求和期待,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感染力和针对性。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先声

三、中国特色: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应着力解决好大学为何、大学何为、大学何以为这三个基本问题。

1938年,抗战烽火燃遍中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千里迁徙,在昆明创办了享誉中外的西南联大。抗战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多是西方大学的翻版,由此,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成为旧中国知识精英的普遍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高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要“立足中国大地办大学”,“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从高等教育改革和大学发展的实践而言,一所大学要立足中国大地办出特色,首先要理清思路,对准焦点,着力解决好大学为何、大学何为、大学何以为这三个基本问题,真正把改革发展聚焦于培养人的人和培养的人这个关键点上。

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使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成为中华民族当代的脊梁呢?正如王中宇先生说的那样,“在国难当头之际,当时的知识精英就在这样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进了社会底层,社会各阶层也借此认识了他们,原本泾渭分明的精英和平民两个集团,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汇聚到一起了”。看来,苦难与挫折是使民族清醒而奋起的一剂良药。国之不存,安有家乎?国家兴旺之际也须有居安思危的全民教育。

办中国特色大学,首要的问题是大学为何,即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应当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大学承担任务与使命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功能不断拓展,既凸显出大学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容易使大学模糊自身的核心职能定位,加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以行政手段评价大学办学水平并配置资源的色彩较浓,让许多高校往往按照行政的“指挥棒”“跟着感觉走”,不可避免地为了更多地争取资源而一味追求“大而全”,也就很难真正办出特色。所以,归根到底,培养高素质人才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独特标志,是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其他功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才培养。

同样的道理,我们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若不是参加了劳动锻炼、“四清”和“社教”运动,进入过社会最艰苦的底层,也不可能激发起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愿望,安心过着一个月五六十元人民币的清贫生活。但我们如今的知识精英,月领工资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还嫌不够,真该让他们定期到艰苦的农村去看看,看看我们的农民兄弟是怎样生活的!

办中国特色大学,重要的问题是大学何为,即立足中国大地应当立在哪里?首先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底线原则和办学方向的问题。造就一批又一批能够适应、服务并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绝不允许偏离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志、国家理想这一根本原则。其次,要立足我国现有的基本国情,这是一个现实基础和改革依据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等教育正由“大”向“强”迈进、由“精英式”向“大众化”发展阶段,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并对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办中国特色大学,必须立足这些基本现实,正确选择适合于大学各自不同特点、条件、优势与资源的发展路径。其三,要立足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一个育人土壤和教育使命的问题。培育深深植根于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大学精神,并将之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熔铸于各自不同的办学传统、办学精神,真正凝炼出自身的独特精神气质,塑造大学之魂,汇聚发展力量,彰显出作为一所中国大学的基本特质,又能更好地本着自身的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

是抗日烽火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西南联大的师生在上有日寇飞机轰炸、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科研,全校一半同学都在校外勤工俭学。他们体验了生活,了解了社会,磨炼了意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试问,他们难道不是更幸福的一代吗?

办中国特色大学,关键的问题是大学何以为,即打造办学特色应从哪些方面着力?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高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两个主体责任,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把党对高校的领导落实到把好办学方向、深化综合改革、推进依法治校、促进内涵发展的全过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二是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自觉地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教书育人的全过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全体师生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认定并牢固确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灵魂深处扎根。三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发挥思政课程的主渠道作用、课程思政的主阵地作用,实践环节的主战场作用,积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学生,武装学生,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讲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占领课堂,不断提升十九大精神教学的“含新量”,确保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刻入头脑、融入血液、直达灵魂。四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放眼全球,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国际视野、达到国际水准的高校师资队伍。引导教育广大教师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按照“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标准,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五是切实提高学科建设水准。抓住高校分类发展和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契机,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步伐,实施好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用好学术、服务、人才三把尺子,切实提高学科建设水准。

“这种与平民休戚与共的经历”,造就了历史上罕见的一代知识精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座座精神的丰碑、一个个人格的典范、一门门学科的基石,他们至今仍让我们景仰和敬佩。拿着巨额国家经费的清华、北大,对比历史,真是应该反省、三思。

媒体链接:

另外一个历史契机成就了西南联大:国难当头,国民党政权在对校园意识形态的控制上有一定程度的放松,从而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风气。正是这种民主、自由、百家争鸣和尊重人格的力量成为办好大学的人文条件。而这又似乎是解放后新中国如何民主办学的一次预演!也回答了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和理念问题。正如梅贻琦所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70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能做到的事、能做成的事,70年后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如此自卑、自谦呢!

 1.求是网:

中国本土能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授

 2.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

何谓一流,应有标高。钱学森先生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很多钱学森,国家才会大发展。”我们也不妨以钱学森和杨振宁两位前辈作为世界一流的标高。早在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钱学森先生就说过:“世界上任何发明制造都是可及的,不是不可及的”,他不认为中国本土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先生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杨先生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到美国后各自得到冯·卡门和奥本海默的指点,处在一个知晓何为科学前沿、有利人才成长的学术氛围之中。但是,“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成者自成,导师能给一个好题目就算万幸。钱、杨两位的大师潜质是在中国形成,绝非在美国诞生,这一点应大昭天下!经过十年“文革”,1977年恢复高考后得到美国高校资助的中国留学生仍然出类拔萃,得到世界公认,能说在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世界一流人才吗?

以北京大学物理系为例,她一直拥有全国最优秀的生源,解放至今,毕业的学生何止3000人,其中卓有贡献、甚至世界知名的亦不下300人。远的不说,50届入学的曹昌其教授讲的“电动力学”比胡宁老师好,51届入学的曾谨言教授讲的“量子力学”比杨利铭老师好,52届入学的顾雁教授讲的“统计力学”绝不比王竹溪老师差。这些都是被历届同学公认的事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应如此。但他们从未走进过媒体的视野,只能自嘲为“三尺微名,一介书生”。其实,只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罢了,怎么能说在中国本土培养不出人才呢!所以道来,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被遗忘,不再重演;希望我们本土生长的人才,能够被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看来,杰出人才不是培养不出,而是在中国本土这样一个官本位的人文环境里,杰出人才很难“冒”出。学术资源被垄断、学术民主被压制、学术评价缺失公正、人才大量流失,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1955年以来,北京大学物理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晋入院士行列的有22位,但这22位院士中不带官职的只有4名——以51届我班为例,4名院士中3名是部长(其中两名是工程院院士)。试问:这不是官本位,又是什么?

屈指算来,我们这批50年代毕业的中国大学生为新生的共和国服务已超过50年,立下了不世之功。尤其是在清华、北大、中科院这一“三角地带”生活和工作的学者,什么是世界一流水平,早已耳熟能详。我们从出校门那天起,就勇敢、自信地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困难,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比世界任何一个名校的归国留学同行差,而在得到人为的完全不同的待遇时,却依然能终生无悔地为国效力。这种棒打不散、子不嫌母丑的爱国主义精神难道不值得表扬吗?

如何办好大学

第一,在近代教育史上,有一所绝无仅有的世界名校,她就是在1938年的抗日烽火中创办的西南联大。该校不到1000人,只办了七八年,却培养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1955年时称为学部委员),占当时全国学部委员的25%!办学的硬件条件最差,培养人才的业绩却最好,世界上有哪座名校能望其项背?好大学自有好大学的办学理念,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就是:保证学术研究的充分自由,崇尚学术民主,反对学术垄断,鼓励百家争鸣和尊重人格尊严。

办学不仅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使学子能闻道于天下。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抗日烽火中醒觉了民族意识,置身平民,面向社会。学生受教益,不仅仅是要学好数理化的工具理性,而是要获得修身、齐家、治国、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性。只有树立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办学理念,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培养民族脊梁的摇篮。西南联大的办学模式,也应是当今中国培养杰出人才的办学模式。这是我们理当恢复的优良传统。

第二,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多是负担,但如果素质好的话,人多却又是宝贵资源。最近十年,高考状元常出自农村。因此,选拔人才,决不可忽视农村。每年全国高中毕业生约上千万,考上大学的约百万,其中聪明而又勤奋者约10万,出类拔萃、极具天赋、可成大师之才者也能上千。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可能出100名钱学森、100名杨振宁、100名爱迪生式的杰出人才。但这种“折算”是建立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基础上;否则,大师之才就会被毁于襁褓之中。千里马是赛出来的,而不是钦定出来的。保证大师人才被发掘应有国策保证,人才强国,要有发掘人才的体制。

13亿人口的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谋生技能的一二百万,有一技之长的中专生应有四五百万,将来可能成长为各类专家的约10万。没有这样一个梯队,大师“冒”不出来,“冒”出来也无后劲。决不能把平民教育变成精英队伍选拔后备军的教育;否则,参天大树必隐没于森林之中。一木独秀,风必摧之;侥侥者易折,皎皎者易染。

要承认,世上有天才。中国13亿人口,就是每年招考1000万大学生,大师级人才每年也不会很多。这是大数定律统计平均的上限——万绿丛中一点红。科教兴国,教育是基础,成才率要高,漏过率要小。因此,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要有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补充方案。否则,像钱钟书那样数学考零分、语文考100分的国学大师就会被漏掉而不能被清华大学录取,中国也就不会有华罗庚、曹禺、钱钟书。要允许毛遂自荐,国家应成立考试院来选拔大师,选拔天才学生。

第三,要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并非只有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将来才能成才,非名牌大学也会培养出科技大师。对能成为大师的人才,只要有一定环境配合,一般讲来,都是成者自成。谁是孔夫子、马克思、爱因斯坦的老师?人们应该深信,即使钱学森遇不到冯·卡门,杨振宁遇不到费米和奥本海默,最终还会是大师。但把丁肇中和杨振宁换位,让擅做理论的去做实验,擅做科学实验的却去做理论,世界上将少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好学生首先要给自己定位,知道自己最不适合学什么,又最适合学什么。好的大学,好的老师应因材施教。初值条件不合理,这个微分方程怎么能解呢?解放前学生允许转系,允许换导师。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因不擅长做物理实验,转到普林斯顿大学师从奥本海默,做理论物理。这才叫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今后,我们也要允许转系、要允许换导师,大学培养的是通才;还应允许学生从兴趣出发选修课程,由学生自己来构筑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样,学到的知识才是活体,才能学以致用,才有利于学懂、学通。统一高考十分必要,基础课不得不学。但要给学生自由,大学生宽进严出,学不好不让毕业。研究生要学会做基础研究,不会做基础研究,开发类工作也难以做好。

这些要求,解放后的清华、北大统统没做到,一刀切,只授业、不解惑、不传道,不告诉学生知识的来龙去脉,不告诉学生发明创造的客观规律,所以说,“大学,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对两校仍有借鉴意义。说实话,北大、清华有大师,也培养出了大师,但大师无权自行发挥,要听为官的,所以成才率也不高。这一切都是由官本位体制造成的。此风不改,清华、北大永远成不了世界排序最前的学府。

第四,道德文章、天人合一。凡略具悟性的人,兴趣必较广泛,人间学问一是对自然,一是对社会。前者是自然科学,后者是人文科学,两者都是科学,都有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违反规律,迷信权力,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必遭惩罚。所以必须讲和谐,一是讲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讲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和谐。其间,实践是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科学的上面是哲学,哲学的上面是信仰。文理相通,只是在同一层面上的交流。

马克思最信奉的格言是“怀疑一切”,所以说,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写文章也要讲道德,一篇小文章,分三次写,还要三人同时署名,更别提天下文章一大抄了。除了骗自己、骗长官,又能骗谁呢?文章发表了,白天弹冠相庆,夜间必然多梦而不得自安。道德文章,人品第一,没有人品却妄谈自由,岂不天下大乱?

古语常说,触类旁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指的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自有其内在的联系。美国有位经济学者,用“布朗运动”的模式来解释股市涨落即为一例。但人们精力有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物理学家能精通数学已属不易,像物理学家费米那样兼善工艺,更是难得。文理交融、多元并举,是科学家又是政治家,又会演奏钢琴又是文学家,令人难以想象,非常人所能为也。关键还是中国人必须改变自愧弗如的传统观点,建立起能指导自主创新的崭新的自然哲理,中国的科学技术才可能横空出世、彪炳千秋。

做学问,不论做的是什么学问,首先应当从现象出发、从事实出发,通过归纳和演绎,通过假设和实践,从中得到一般性的规律。这比从体系出发、从概念出发、从逻辑推理出发,要强100倍。所以大学教育,无论是学政经、学文史哲,还是学自然科学,都必须通晓思维哲学的一般规律,否则成不了大器。

办大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备价值理性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只懂得工具理性的凡人。什么是人才?人才要有专长,要有为人造福的本领,要面向社会、面向弱势群体,要能被问责,要有自省的品格。 来源:科学时报 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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